第二十二02

　　所以这里提到的，使国家兴盛的君主，他是非常欢喜听闻他的过失，而荒乱的君主是很喜欢听到别人赞誉他。而能够喜欢听闻别人指出他的过失，这样他才能“过日消”，过失越来越消除，越来越减少，而德行越来越好，然后福分就能够很快的降临。这个福是靠德感召的，福是靠心来耕的，所以“过日消而福臻”。《太上感应篇》讲到的，“一日有三善，三年天必降之福”，一个人每天都是断恶修善，他的福很快就来了。而一个领导者有福，也是整个团体的福气，所以上位者要带福气给大众，不是带灾祸。闻到这些赞誉、美言而很高兴，这样反而听不到忠言，看不到自己的缺点，这样德行日损，反而灾祸就要到了。
　　我们上一节课有讲道，“巽与之言，能无说乎？绎之为贵”，听到别人赞许的话，不能太高兴，要反思，人家讲的实在吗？我真的有这么好吗？而且这也是众人之力，我不能独自邀功。能这样去反思，就不会好虚名了，就不会“闻其誉”，然后“誉日损而祸至”。所以祸福都是自己的心态感召的。
　　在贞观时期，贞观二年的时候，太宗也给身边的臣子说道，英明的君主，他能够时时想着要改自己的短处，增长他的善行，这样的态度才能成为明主。而暗主都是护自己的短处，反而一辈子都是很愚昧。提到隋炀帝都是自己夸赞自己，然后护自己的短，拒绝臣子的劝谏，所以身边的人就不敢劝。
　　隋炀帝那个时候有一个大臣叫虞世基，这个大臣也没有劝他。太宗谈到的时候就说：“隋炀帝都不能接受劝，所以虞世基也不敢劝，那他的罪应该不是很严重吧？”就跟身边的大臣在谈论这个事情。结果杜如晦（也是个大臣）就说了，天子要有劝谏的臣子，他虽然德行不算很好，但不至于会失天下。而孔夫子也称赞春秋时候的史鱼，“直哉史鱼，邦有道如矢，邦无道如矢”，这个典故，我们也跟大家谈到过，就是史鱼到死都还在劝君王。死谏，把自己的棺材放在窗下，没放在正厅。这么正直的臣子，夫子非常赞叹，自始至终都是劝谏。而虞世基也不能因为隋炀帝无道，他就没有去劝谏。他这样苟且偷安，又在这么重要的位置，这他是不对的。他应该假如劝了不听，他可以辞掉、引退，这样才是为人臣之道。
　　杜如晦还举到，商朝时候，商纣王非常残暴，而当时候的箕子是装疯卖傻逃过了这个死难，比干是劝谏到死，而孔子都很称赞他们不简单，是仁者。箕子是装疯卖傻，保留他这个命，以后可以再利益这个世间，因为已经知道商纣王根本就劝不通，但虞世基是并没有劝。
　　这个时候又讲到晋朝时候的一个典故，当时候晋惠帝的皇后贾后当权，要废掉太子，那时候大官张华并没有劝谏，反而就随顺了贾后。结果后来，赵王伦举兵把这个贾后废掉了，因为她专权，然后也把大臣张华抓起来了。结果张华说了：“废太子的时候，我并没有一句话都没讲，我当时也有讲话，但是没有被采纳。”结果抓他的人就说了：“你是当到三公这么高的位置，太子无罪被废掉了，纵使你有提出来说这样做不妥当，人家不听，你可以引退，你干嘛还贪着这么高的官位？”结果人家这么一讲，张华就讲不出话来了，后来也被判死刑了。
　　这里杜如晦也举了《论语》这段话，“危而不持，颠而不扶，则将焉用彼相？”君子面临这种危急的时候，他的气节是不能变的，不能因为官位，贪恋这个荣华，而没有做出他应该做的进退。杜如晦提到这个公案就是要讲到，虞世基处在宰相的位置，应该讲话他却没有讲，所以他也是罪过非常大的。
　　太宗听完杜如晦的分析，也非常认同。您看太宗一开始还讲到说，隋炀帝他暴虐，那应该虞世基的罪过就不是很大了吧？太宗在分析这个事的时候，还可能只偏向于看到隋炀帝的过错，而没有看到臣子的过错。所以有时候我们在看很多事的时候，往往可能看到一方的问题，而没看到另一方的不妥。
　　所以看事要方方面面看得准确，这个很重要。比方你今天身边的亲朋好友有冲突，他们两方的问题在哪，我们要看得清楚，不然可能会偏袒。一偏袒，对谁都没有好处。偏袒那一方，反而看不到问题；不被偏袒的，他反而会觉得委屈，甚至于会记恨。
　　太宗听完说：“杜公所言甚是。所以人君必须接受这些忠臣的辅助，这样国家才能够安宁。隋炀帝的时候，不能听底下的劝谏，所以恶贯满盈，祸来了。但是人主假如有不妥当，臣下又不劝谏，都是阿谀奉承的话，那君是暗君，臣也是谄媚的臣子了。君暗了，臣又谄媚了，这个国家的危亡就不远了。”
　　所以太宗说道：“今天借由这个机会，我们应该期勉，我们君臣上下一心都是为了整个天下，各尽自己的公心，时时互相可以指出问题，君臣之间可以多切磋、多指正，才能成就国家的治道。所以诸位大臣能够尽忠诚，来匡正我的过失，我最终绝对会接受，不会不高兴，甚至是指责大家。”
　　太宗在很多跟臣子谈论这些君臣之道的时候，最后都会拉回来期勉所有朝廷的大臣，当然更重要也期勉自己。所以我们在团体当中，其实人善恶念、邪正的念头是夹杂的，有时候讨论起来，都不知道谁对谁错，越讨论好像他也有道理，他讲得好像也对，变得无所适从了。这个刚好是有杜如晦这样的大臣，这么能透彻分析，不然有时候也会似是而非。
　　那我们团体当中听谁的呢？你假如在团体当中，谁讲的我就信，谁讲的我就不信，这样也不妥。应该是一个理智的态度，谁讲的跟经典相应的都要听，大家要有这样的认知、共识。当然更好的是我们每一次谈论事情的时候，最后都能归结到，所以孔子说、所以《弟子规》说、所以《了凡四训》说，不然我们也不知道讲了半天，自己的观念对不对，然后有没有引导错自己的同仁，这个都是言语很慎重的态度。所以以法为师、以经典为师，这个对一个团体来讲相当重要。而太宗很可贵的地方，借由每一个机会提起每个人的本分、正念，巩固他为人的正确态度。其实人是需要提醒的，一而再、再而三，不厌其烦提醒、劝谏。下属劝他，他也时时抓住机会劝勉、教导他的臣子。从这些应对当中，我们可以感觉到太宗是“君亲师”做得很好。“君”，他都期许自己先做；“亲”，关心臣子的生活；“师”，抓住每个机会提起下属的正知正见。
　　“亲”，我们上次讲过了，这些大臣生病的时候，太宗亲自去看望。甚至于有一次魏大人病得很重，一看他房子这么不好，把要建自己的房子的材料全部搬来，五天就把魏大人的房子都建好了，是很爱护下属。好，这个是第五十句。我们看第五十一句，在第三册四百六十三页，中间的位置，我们一起念：【折直士之节。结谏臣之舌。群臣皆知其非。然不敢争。天下以言为戒。最国家之大患也。】这个“折”就是挫折或者是侮辱，这些正直的臣子，他劝谏的时候反而不接受，还羞辱他、折辱他，这个就是“折直士之节”。然后，“结谏臣之舌”，这个“结”就是阻挠、障碍这些进谏之臣说话，他每一次要劝谏都被君王给制止，甚至是辱骂于他，他就不敢再讲了。“群臣皆知其非”，就是大臣都知道君王的过失。“然不敢争”，可是却没有人敢据理力争。“天下以言为戒”，天下对于进谏忠言都引以为戒，都不敢去做了，都很有恐惧、戒备之心，因为深怕君王侮辱甚至是降罪了。“最国家之大患也”，这种风气是国家最大的祸患。
　　假如一个朝廷还有团体，大家都不敢讲真话，那这个团体的大患就要到了。因为都不敢讲真话，就不明白事实情况。不明白情况，下决策都会下错；决策一下错，人心就背离了。所以一个风气都是影响整个人心的向背。在团体当中，其实“天时不如地利，地利不如人和”。风气是每个人敢讲真话，敢为了团体的利益去据理力争，去表达，那这个正气就起来了。每一个人都毫无顾忌的去为团体把关，去找出问题来，而且他劝得对，又肯定他，又支持他，就把大家那种“公天下”的心，利益团体的积极性就给调动起来了。
　　当时候太宗有不对的地方，有一个臣子劝谏。太宗要判一个人比较重，结果孙伏伽劝说，不应该判这么重。皇上当下就把一个兰陵花园就赐给孙伏伽。把一个很大的花园赐给他，大家都很惊讶，当然孙伏伽也很惊讶。结果太宗说：“我上任以来，他是第一个当面指出我问题的，所以重重有赏。”把那个风气就带起来了。
　　所以兴衰，有时候都是在无形的人心，是关键所在。调动大家的积极性，就一定要让大家为公、为团体都敢讲真话，这对的。而这里提出来的，是这个上位者根本就糟蹋底下人的忠诚跟劝谏，最后就人家都“以言为戒”，这个国家离祸患就不远了。
　　这个是整个纳谏的部分。纳谏还有下一句，我们下一次再来谈。今天这么多句，我们虽然哪一句不一定全记住，就谨记能够接受别人的劝谏，才能“德日进，过日少”，这个态度我们借由这些经句已经入心了，内化了。内化了吗？你说“我内化了”，你真的觉得自己内化了，明天你会有考试。突然有人劝你，你火气要上来，“我昨天才说内化了，怎么今天又上火了？”大家有没有经验，我们今天才说，“我什么做得不错”，下午就有考试？告诉你还差得很远。所以真的学问要深到内心深处，真正把心上肮脏的东西挖掉，才是真正德行到位了，可不是只有表面上我们觉得好像做得不错。
　　好，今天先跟大家交流到这里，谢谢大家！